改写山西汉代书法文字史的重大发现

左元异墓题刻铭文书法（局部）

吴执墓题刻铭文书法（局部）

牛伯仪墓题刻铭文书法

□ 王书平

编者按：《山西日报》8月9日以“吕梁汉画像石铭文超越汉代名碑”为题，隆重推出我市著名文史专家王书平先生研究成果。该文言简意赅，分析精到，立高视远，观点鲜明，震撼学界。以离石为主的吕梁汉画像石发现一百多年来，专家、学者多关注于绘画题材内容与刻绘艺术的研究。本文作者第一次从铭文书法角度以全国为参照系进行了深入研究，充分挖掘出离石汉代文化的现代价值。不仅对于书法爱好者有着特别重要的参考，而且对我区广大干部群众了解、认识本区历史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，坚定“文化自信”，搞好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活动，有着积极的意义。经联系，本报将作者原文及配图全部刊发出来，以飨读者。

在学界的印象中，山西没有汉代石刻遗存。光绪版《山西通志.金石记》记录了汉碑15通，竟无一留存。所以清代山西巡抚胡聘之在总纂《山右石刻丛编》时，只能从北魏正光四年（523）碑刻收录起。即如汉武帝元封元年（-110）的《吕梁碑》碣，经笔者与同仁亲往吕梁山的源头骨脊山穷山搜讨，毫无踪影。然而吕梁汉画像石题刻铭文的发现、研究，彻底改变了古来山右无汉刻的历史。

石破天惊

吕梁汉画像石动京城

1919年（民国八年），吕梁市离石区马茂庄村出土一批汉画像石。其中左元异墓14块画像石中，左右两根石柱刻绘华丽，精美大气。右石柱阴刻隶书铭文：“使者持节中郎将莫府奏曹史西河左表字元异之墓”21字；左石柱阴刻隶书铭文“和平元年西河中阳光里左元异造作万年庐舍”19字。由于该石柱装饰华美，书法高迈，据马子云、施安昌著《碑帖鉴定》记载，出土后有部分画像石经商人辗转运到北平，一时轰动京城。其中郭仲理、郭季妃墓石椁隐藏于炭儿胡同某古玩商店，建国后归故宫博物院；左元异墓二铭柱售于外国人，现藏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，成为镇馆之宝。中央电视台-10《国宝档案》曾赴加拿大采访，并作过专题节目。但是多少年来，学者们仅关注于对汉画像石绘画内容与雕刻艺术的研究，并没有认识到题刻铭文书法重大的艺术价值。

超凡脱俗

隶书秀出新高峰

1.左元异墓题刻书法水准超越汉代名碑。左元异墓题刻书法（图1）柔美华丽，形质高雅，呈现出超凡脱俗的风格。其线条舒展流畅，运笔外方内圆；横笔一波三折，蚕头燕尾；竖笔欲下先上，圆润中矩。从总体看，字间大小匀称，字形扁方秀美；挥笔落墨从容不迫，神采飞扬；书刻双精，秀润超群，表现出作者深厚的书法功力和高超的掌控水平。其书法风格，很好地反映了在持节中郎将幕府中主管奏章文书、执掌与匈奴往来重大事务的奏曹史墓主人左元异对中庸之道、君子如玉的精神追求。其书法艺术水准，超越了著名的《乙瑛碑》《礼器碑》《史晨碑》等名碑。

2.吴执墓题刻铭文隶篆兼融第一碑。吴执墓题刻书法（图2），篆字结构，隶书运笔；吸收了篆字的特点，又在隶体中创新。如“西河平定长乐”、“吴执”等字的结构，大胆奇异而古雅秀美，十分符合儒家中不偏庸不倚的美学理念。其书法笔道娴熟，姿态优美；运笔自信，使转自如。最重要价值是使读者从篆书的结构、隶书的运笔中看到了篆体隶化的过渡痕迹，解读到隶篆变革、字体演进的奥秘，在同时期汉碑中为仅见，为汉隶中的高格神品之作。

3.牛公产墓题刻健劲雄强展新风。牛公产墓题刻书法雄劲古雅，严谨沉稳，法度森严。其字形方正趋扁，构字稳重整齐，风格刚健劲秀，神态威严自信。其运笔波挑有力，藏头护尾，表现出作者对劲健刚强书风的追求，属汉代隶书中一流之作。可与同时代《嵩山太室石阙铭》《衡方碑》《张迁碑》等相媲美。

4.孙显安墓题刻汪洋恣肆领风骚。孙显安墓题刻书法展示出泼辣野逸、雄强恣肆的“草隶”风格。从字迹看，书写者握笔杆高，距笔头远；提捺有道，按顿得法。行笔不求圆润，但求性情；解构单字不正，整体不歪；起笔收笔，如丽人美臀，最见功夫。其风格类似汉简，又比之规矩；形若《曹全碑》，而又比之放肆。正是随意中见功夫，粗率中见性情。其笔迹保留了竹简书写时横画左高右低的运笔特点，呈现出民间书法粗率不羁而又不失规矩的风格。是工场作坊、工地一线书法艺术家之高迈者。

5.牛伯仪墓题刻高贵典雅铸辉煌。牛伯仪墓题刻书法（图3）特点是金石气重，富贵气浓。结构严谨，内收外敛；横弓竖直，外方内圆；起落整齐，四角伸展。其字型庄严典雅，仪态非凡；庄严中显出大气，典雅里藏着富丽。作为厅堂横额，仪式横标最为醒目。该题刻虽仅5字，却具有特殊的美学价值，超过了同时代《鲜于璜碑》的水平。

强大阵容

有力提升晋文化

对山西汉代石刻，长期以来，文人学者也给予高度的关注与搜寻。如上世纪末省内发现芮城县“汉大阳檀道界”摩崖刻石、临猗县《东汉建宁元年残碑》，但只是零星的。而在吕梁境内三川河流域，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汉画像石出土到目前，发现的题刻铭文达14处（组）20多条，其中墨迹题记4处（组）。这些题刻铭文，以较大的阵容，鲜明的特色，高迈的水准，向世人呈现出山西汉代文化的底蕴，彻底颠覆山右无汉刻的认知。

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作为大量汉画像石题刻文字发现的山西，完全可以与承载了汉代文字隶变成果最为丰盛的洛阳、长安、山东、苏北、南阳、四川、湖南等地相比肩。同时，研究发现其重大的文化价值在于，这些题刻铭文的书法水平完全可以媲美甚至超越同时代名碑水平，将有力地提升三晋文化的地位。

吕梁汉画像石文字书法的核心精神在于创新。诸多文字书法风格无一蕾同。今天广大的书法学者，苦于创新的烦恼。而清初大书法家傅山在《霜红龛书论》中振聋发聩地指出:“楷书不自篆隶而来，即奴态不足观矣。”“楷书不知篆隶之变，任写到妙境，终是俗格。”篆隶为汉字之祖，学习书法寻求高古、拙朴、空灵之风，从篆隶进出当是捷径。因此清人王澍（shu）《论书剩语》云：“通篆法则字体无差，通隶法则用笔有则，此入门第一正步。”在当今人文兴盛的背景下，吕梁汉画像石题刻铭文书法的发现、重视和研究，将为广大书法爱好者、人文学者传承汉刻笔法、领悟创新精神，提供出一批高水准的范本。

（责任编辑：张昊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