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月10日，江苏无锡312国道锡港路高架桥发生侧翻事故。事故已致3人死亡、2人受伤。目前，经相关方面初步分析，事故系运输车辆超载所致。
　　尽管“超载”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全部和唯一原因，但无疑是重要原因。
　　红色货车上的四个钢卷，每个重量都在27吨至28吨。以28吨计算，四个钢卷重量至少为112吨。无锡交警方面指出，两辆货车每辆的载重都达上百吨，“超载是肯定的，且是严重超载”。严重超载对于桥梁尤其是独柱桥梁来说，破坏力是毋庸置疑的。诚如桥梁专家强调的，“独柱桥抗倾覆的主要措施之一，是要限制超载车辆上桥”“一旦单墩遭遇远超设计荷载的重量，刚体更易被破坏，也更易倾覆。”而此前交通运输部曾明确指出，“如果行驶公路的车辆超限超载50%左右，公路正常使用寿命将缩短约80%”。
　　但遗憾的是，尽管货车超载的危害性显而易见、有目共睹，但在道路运输过程中，“超载”却始终屡禁不止、屡治不绝。原因当然非常复杂，如长期以来形成的“不超载不赚钱”的畸形货运市场格局、相关交通管理部门监管执法不到位等，但因相关治超法规不健全、处罚力度不够导致的违法成本过低，无疑是一个非常突出、“扎眼”的重要原因。
　　依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，针对超载的最高罚款标准（超载30%），仅仅是“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”；道路运输方面的罚款标准虽然稍高，但也只是“三万元以下”。更重要的是，除了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，对于各种严重货车超载现象，目前我们还没有类似“醉驾入刑”的严厉的刑事处罚手段。而无论是社会危害，还是与超载可能带来的收益相比，这种“货车超载未入刑”、只能给予行政处罚的追责状况，都很不相称，也很不合理。
　　针对“危险驾驶罪”，2015年通过的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曾做出一个重要修正，那就是将“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，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，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”也纳入“危险驾驶罪”范畴。这意味着，与醉驾一样，“客车严重超员超速”已被视为一种“危险驾驶罪”行为。在这种背景下，“超载超限”更为普遍的货车运输，却未被纳入“危险驾驶罪”范畴，不得不让人遗憾。很明显，相比“客车超员超速”，超限程度往往更严重，动辄100%、200%的货车超载危害性，是“有过之而无不及”。如研究显示，“行驶时速为50公里的货车，超限超载率达到100%时，制动距离和危险系数增加80%”“车辆超限超载率30%时，公路养护费用要增加200%”。事实上，正是考虑到货车超载的严重危害性，早在2016年，交通运输部就曾建议，“加快研究推进将货车严重超限超载违法运输行为列入危险驾驶罪，提高违法成本。”
　　有鉴于此，为减少因货车超载带来的严重社会危害，更全面有效地推动“治超”工作，“货车超载入刑”势在必行，且刻不容缓。虽然“入刑”并不能代替其他重要治超措施，如“理顺货运市场秩序”“强化行政监管执法”，但“超载入刑”在提高违法成本方面所能提到的重要警示震慑作用，同样是不可代替和不可或缺的。（张贵峰）

（责任编辑：王瑞明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