襄垣鼓书俗称“脚蹬梆”，主要流布于襄垣县及相邻的沁源、武乡、屯留等地，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、在融汇了当地的“柳调”和“鼓儿词”的基础上形成的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始称为“襄垣鼓书”。

 发展过程

 明末清初，襄垣农村出现了盲人占卜活动，常把卦词编成通俗易懂、合辙押韵的小段，并配以民间小调。乾隆年间，盲人开始用小平鼓伴奏，并把唱卦词的小调称为“鼓儿词”。道光年间，艺人史金星在说唱表演中吸收了当地道士的“化缘调”以及民间叫卖调，使鼓子词的唱腔更趋丰富。咸丰初年，鼓书艺人路永泉自编中、长篇书目，题材扩大为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。为了更好地表现书中的戏剧冲突和人物性格，他开始将地方戏曲上党梆子、上党落子、襄垣秧歌的元素糅入鼓书之中，形成了襄垣鼓书中夹唱其它剧种板腔的特点。之后，盲艺人苗喜来在原唱腔基础上创造了“悲板”和“抢班”。到清光绪年间，襄垣秧歌艺人田维把当时烟花柳歌女的歌调和民间小曲糅入，形成一种上下句反复说唱的唱法，手持一八角鼓在民间进行演出。由于其基本曲调来自烟花柳，此后人们便改称其为“莺歌柳”，俗称“柳调”，也称“八角鼓书”。其说唱内容多以民间故事和神话故事为主，逐步在上党地区流行开来。

 民国初年，襄垣鼓书的板式得到进一步丰富，鼓书第五代传人段明在原有的紧、慢、悲、抢诸板的基础上创造出起板、二性、垛板、截板，还将抢板细分为慢抢、紧抢。与此同时，“柳调”的伴奏乐器由胡琴改为月琴，唱腔上出现了哭板、抢板、紧板，并与“鼓儿词”交流融汇，明眼艺人与盲艺人互相学习，逐步形成了今天的“襄垣鼓书”。

 襄垣鼓书的大发展时期要数抗日战争时期。1938年，襄垣县抗日政府组织5名盲艺人成立“盲人宣传小组”，同时组织明眼艺人成立了3个鼓书队。鼓书艺人们自编了几百个小段，开始了抗日救国宣传，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。

 表演形式

 襄垣鼓书是一种以唱为主的民间鼓书形式。襄垣鼓书通常为多人合作表演，其中作为演出掌板的鼓师手脚并用，一人可操作平板鼓、卦板、木鱼、脚梆、小锣、小镲、镗锣、脚打大锣等全套击乐。其余说唱者根据自身条件及内容情节，分行当进行说唱。或轮递说唱，或一领众和，或二人对唱，或众口齐唱；单人表演则表演者只操月琴自弹自演；两人表演则分持月琴和八角鼓自行伴奏说唱。襄垣鼓书的舞台动作方式通常以坐唱形式为主，也有站唱和走唱的形式。和其他同类鼓书相比，其表演方式尤其是演唱方式更为多样，几乎囊括了声乐中的各种唱法，不仅有独唱、对唱和轮唱，还有领唱、伴唱、齐唱、抢唱和帮腔等等，非常丰富。

     内容功能

 襄垣鼓书的内容主要来自民间，通俗易懂，乡土气息浓郁，反映了当地丰富的民俗风情，如“愿书”、“神书”。凡当地有庙会、祝寿、满月、婚丧、暖房等等大事，襄垣鼓书都不可或缺。或助兴，或作仪式的重要环节。

 襄垣鼓书不仅承载了当地人对于生活的认识、理想、愿望，而且大量蕴含着当地人的社会伦理与生活常识，所以，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方式，而且还是一种重要的民俗载体，起着教育村民、丰富他们精神生活的作用。

 传承方式

 襄垣鼓书艺术以师徒口口相传为主要传承方式，传授方式为单师传单徒，截至目前，共传9代。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，襄垣鼓书艺人为保护和传承自身艺术，使用了一种称为“调诀”的独特行内“暗语”，俗称“调噱儿”。这是一种便于内部交流的特殊行话术语。

 但是近些年来，襄垣鼓书面临着后继乏人、演出质量下降、演出活动减少的问题。如何改变这种状况，使之更好地传承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课题。